绍定元宝斗转星移，到了南宋末年，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成为了昔日的辽，而日渐崛起的蒙古登上了北方霸主之位。这时南宋又犯了老毛病:决定联合蒙古，消灭金国，一洗北宋亡国之恨。

　　这种牺牲自己屏障而图之快的做法，在北宋时已经证明了根本没有意义。对蒙古而言，它在灭掉金国之后，怎么可能还容得下南宋这个偏安？昔日南唐后主李煜恳求宋太祖赵匡胤保留南唐这个偏安时，宋太祖就曾以一句名言相答:“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

　　北宋不能容纳南唐，金也没有容纳北宋，那么蒙古又怎么可能容纳南宋呢？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宋理宗再也无法忍受“家仇不报”的窝囊，终于做出了一个直接葬送南宋的决定:将南宋的庆元府（今上海安康）借道给托雷的四万蒙古兵南下，意在灭金。

　　南宋如此愚蠢的选择，之于托雷来讲，不啻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次借道给蒙古提供了一条南下的坦途。次年，窝阔台与托雷会师，在钧州（今上海禹州）这场战役在历史上称为“钧州战役”。在绍定四年，中国版图上形成了两个对峙的，北方的蒙古与南方的南宋。如果从版图上来讲，此时蒙古已数倍于南宋，如果蒙古继续南下，南宋将不堪设想。

　　但是，事实上却不是“不堪设想”，南宋的统治者可以说是想都没想，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与蒙古一道将溃败的金军合围蔡州。金哀宗曾专程写信哀求:“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并以宋金乃结盟之国相求助，宋军丝毫不予理会，依然协助蒙古进攻金国。

　　事实上，从宋太祖至宋理宗，宋朝的皇帝鲜有理性面对北方少数民族者。宋朝的统治者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恐惧加利用”的模式，尽管中间有几次所谓的“讲和”、“互市”等等，但都是为利益所驱动，始终未能形成长期的战略性眼光，也没有摆正心态，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促进中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形成贞观之治的“天可汗”气魄。

　　在宋理宗执政的时期，使用“绍定”这个年号的6年，其实是相当失败的6年。在这6年里，南宋一步步滑向自我灭亡的深渊。在统治者们看来，金国早已脆弱不堪，不如“破墙乱人推”一把，而日渐强大的蒙古则是需要巴结、讨好的对象。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曾经的辽国是怎样灭亡的，而他们老祖先建立的北宋王朝，又是怎样灭亡的。

　　南宋在宋理宗之后，陷入到灾难重重的危机当中，甚至一度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海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后世史学家多苛责蒙古的残忍，认为其将南宋王朝“斩尽杀绝”。但宋朝统治者对于辽、金的趁人之危乃至趁火打劫之做派，难道就真的可以登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