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契丹铸币业萌芽较晚五代时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社会生产和经济远较中原落伍。从文献纪录看，其时的商品交流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流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样平常等价物，铸币的使用纵然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这种情形约莫一直一连到辽开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辽史·食货志》载:太宗时，“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材及铁离、ｍò＠①ｈé＠②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驮、马毳、ｊì＠③等物，来易于辽者，蹊径襁属。”“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于南中之绢。”[1]（卷六○《食货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商业中使用，甚至仕宦的俸禄、犒赏亦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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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纪录:“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纵然在都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域，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征象。辽还多次颁布执法，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酷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破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尚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纪录:“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行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流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纪录不甚明晰，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兴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以为在辽开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先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治理机构和规模数目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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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证传世和实物的研究，被以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要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样平常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以是以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泛起自力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署三冶:曰柳＠④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上海，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

　　考古掘客也证实辽上京周围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群集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手艺和质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先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目又是寥若星辰，以是不行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取代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前言，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