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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辨别古钱币半两？

　　1.观察加工痕迹和锈色:真正的古钱币在长期流通使用中会形成自然的加工痕迹和锈色，而伪造的钱币往往在这些方面显得不自然。

　　2.对比钱文和背文风格:真品的钱文和背文风格与历史记载相符合，而伪品可能存在差异。形状及材质也应与真品特征相符。

　　3.检查钱币版别:半两钱有不同的版别，如常见类、有郭类、传形类、标识类和佩钱类，每种版别都有其特定的特征，如钱面背的各种划痕、星或凸起等。

　　4.分析钱文字形:真品的钱文字形方中透圆，笔法随意，而伪品可能在这些细节上做不到位。

　　5.了解特定时期的文字特征:例如，“益化”圜钱同时具有齐文字的特征，如果发现有东周、西周的圜钱，但其钱文是小篆书写，显然是伪品无疑。

　　6.了解不同时期半两钱的特征:先秦半两文字微带隐起，笔划有方折、圆折，重4克左右；秦半两重8克，这种重8克的半两钱极大多数铸于秦始皇时代；汉半两由于私铸之风甚盛，半两钱越铸越小。

　　7.注意钱币的重量和大小:不同时期的半两钱有不同的标准重量和大小，这也是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总的来说，在辨别古钱币时，需要注意细节，因为伪造者可能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模仿真品。同时，对于古币的收藏和研究，去伪存真是首要步骤。因此，掌握一定的鉴别知识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重要。

　　辛亥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后，仍维持着银两、银元并行的货币制度，但银元的使用比起用银两更有许多方便之处，南京国民政府几经讨论，拟废除银两制度，确立银元为本位币。1928年3月，马寅初先生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的动议，认为甚为可行。1933年3月10日起，先在上海实施“废两改元”，得到工商界的支持，颇为顺利，遂决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4月5日，国民政府发出《关于废两改用银本币的布告》，宣布自4月6日起，“实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至此，废除通用了1000多年的银两制度，银元才成为单一的主币。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中国古钱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自秦始皇统一币制，中国钱币就形成了“外圆内方”、“天人合一”的定制，取其象天法地。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因此，古钱本身的铸造就包涵了天、地、神合一，也成就了古钱的功能。

　　古钱天、地、神的合一是从秦始皇半两开始的。王献唐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中考:“始皇半两之制作，以中间方好为地，好外之圆肉为天，分作二事，各以度数象之。易系辞曰:天五地六。地数为六，故方好长宽各六分。天有十二纪，周而复始。形为天地，数亦为天地，彼此配合，……交射互应，无不中的，设计为精密。”从秦始皇半两开始，中国古钱就是以“天圆地方说”，按照易经的天干十二支精密设计，并融合了五行铸造而成。汉五铢铸造时亦是如此，表达的是“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上圆法天，下方法地”。汉朝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君权思想，它反映在钱币上就是把天、地、神合一，把天子作为神的代表与天地共齐，共同融入到钱币之中。唐代虽废五铢，改行通宝，但其造型仍沿用秦半两的天圆地方，只是称谓和币面所铸文字加以改变。后世延续使用这一形制，在“通宝”字前加了国号、朝代、年号，如明代的永乐通宝、嘉靖通宝等，清代的顺治通宝、康熙通宝、等，《天工开物》中亦记载了“一面刊国号通宝四字”。币面国号的铸造，在原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基础上融入了帝王的统治权威，政权与神权，皇帝的国号与天圆地方的形制进行了又一轮融合，共同铸入了每一枚铜钱之中。

　　布帛在古代如何体现其货币功能？

　　在古代，布帛作为货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被用作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法定货币。

　　首先，布帛在古代常被用作交易媒介。在金属货币出现之前或金属货币稀缺时，布帛由于其比较稳定的价值，被用作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例如，在汉代，一度有废除钱币只用谷帛的想法，而在唐代，规定“绢值与钱值并重”，将布帛视为法定货币，并要求在大规模交易中钱帛兼用。其次，布帛也被作为价值尺度使用。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朝，布帛还被用来当作各种商品折算的单位，这表明了它在经济交换中的重要性。布帛在一些时期内具有法定货币的。在多元货币的背景下，布帛与金银、粮食等同时通行，有时甚至取代了金属货币成为主要的交易工具。

　　综上所述，布帛在古代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物资，还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货币的角，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特点和货币制度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