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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辨别古钱币半两？

　　1.观察加工痕迹和锈色:真正的古钱币在长期流通使用中会形成自然的加工痕迹和锈色，而伪造的钱币往往在这些方面显得不自然。

　　2.对比钱文和背文风格:真品的钱文和背文风格与历史记载相符合，而伪品可能存在差异。形状及材质也应与真品特征相符。

　　3.检查钱币版别:半两钱有不同的版别，如常见类、有郭类、传形类、标识类和佩钱类，每种版别都有其特定的特征，如钱面背的各种划痕、星或凸起等。

　　4.分析钱文字形:真品的钱文字形方中透圆，笔法随意，而伪品可能在这些细节上做不到位。

　　5.了解特定时期的文字特征:例如，“益化”圜钱同时具有齐文字的特征，如果发现有东周、西周的圜钱，但其钱文是小篆书写，显然是伪品无疑。

　　6.了解不同时期半两钱的特征:先秦半两文字微带隐起，笔划有方折、圆折，重4克左右；秦半两重8克，这种重8克的半两钱极大多数铸于秦始皇时代；汉半两由于私铸之风甚盛，半两钱越铸越小。

　　7.注意钱币的重量和大小:不同时期的半两钱有不同的标准重量和大小，这也是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总的来说，在辨别古钱币时，需要注意细节，因为伪造者可能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模仿真品。同时，对于古币的收藏和研究，去伪存真是首要步骤。因此，掌握一定的鉴别知识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重要。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中国古代珍稀钱币种类繁多，其中一些因其历史价值、艺术特和稀缺性而尤为珍贵。以下是一些较为的珍稀钱币及其特点:

　　1.三孔布:战国时期的铸币，主要流通于魏国,形制为首部平实、圆肩(或平肩)、圆裆、方足。钱文纪地、纪值，一般分二、一新和半新三等。

　　2.晋阳匕:又称园首刀、直刀、赵刀。是战国时期的铸币，形态轻薄，钱文有多种类型。

　　3.齐六字刀:战国时期齐国铸造的货币，主要流通在齐国(今山东半岛地区)。齐刀比较厚重，以厚大精美而著称。

　　4.东周、西周(圖钱):战国时期的圆形钱，直径27mm，是战国诸钱中之大名誉品，位列古泉五十名珍之一，罕见。

　　西周图钱

　　5.共屯赤金(圜钱):战国时期的圆形钱，形制为園钱，圆穿，面有币文“共屯赤金”。

　　6.壮泉四十: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所铸造的六泉之一，铜质，文字精美，悬针篆。

　　7.金匮直万: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新”铸造钱币，形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方孔圆钱形式，下部为长条方形泉身，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8.大泉五千: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传世少,早期评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至今亦鲜有发现。

　　9.开平通宝:五代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年间(907-910年)所铸造，但史书没有记载。

　　10.大齐通宝:南唐开国皇帝李升铸造的种南唐钱币，因国名“大齐”时间短，同时此钱铸量又少而精，流传至今已屈指可数，故格外珍贵难得。

　　铜元产生的外部直接因素，主要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开始，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狂潮。一些外国银行、金融机构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开设各种银行，发行货币，推销银元等金融品种，掠夺中国生银。进一步的使中国旧有的、已经残喘的制钱、银两制度陷入泥潭，各省开铸的银币缓解了流通主币的压力，但辅币市场依然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市面无钱可找、纠纷迭起、商业阻滞的地步。随着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不单是沿海“开放”城市，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一再入超，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恐慌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性投资，客观上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尤其是对辅币的需求。铜元，就在这内外交困、上下需求孔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1913年之后，还有很多省份铸造过新式铜元，比如天津（共和纪念币等）、河北（张家口的口北造币厂铸有“中华铜币”十文、双枚）、安徽（安庆造币厂在1919年前后铸造“开国纪念币”）、陕西（陕西一分、二分）、甘肃（开国纪念币二十文、沙版铜元等）、云南（拥护共和纪念50文、五仙铜币等）、广西（八年一仙）、贵州（黔字铜元）、奉天（东三省一分）等。其中四川铸造的时间长、年份多、面值全、产量高、流通广。广西、贵州、奉天则一两种投入流通。大面值的流通币是200文，只有四川、河南大量铸造发行。小面值的是民国37年的半分。500文币河南军阀在1930年前后铸造过，未正式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