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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唐宋时期的绝大部分古钱币均为青铜铸造,其特点是铜色青白中微带淡红。明嘉靖以后,开始向黄铜过渡,到天启年间,用黄铜铸市成为定制,钱币色泽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柯九思工诗文、好翰墨、识金石,可谓集诗人、词家、金石鉴赏家于一身。然而,柯九思最擅长的还是书和画,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绝少,行楷是其所长,字体早期秀逸,晚年沉郁。柯九思绘画成就最高,影响极大。尤善画墨竹,发展了墨竹画鼻祖文同的画法,别开生面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融于画法之中,“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即颜真卿)撇笔法”。柯九思笔下的墨竹“各具姿态,曲尽生意”,新竹拔地而起,枝茂叶盛,欣欣向荣;老竹稍稍攲斜,枝叶扶疏,劲节健骨;幼竹奋发向上,稚叶初长,充满朝气。正如元朝国子祭酒刘铉所赞叹的“晴雨风雪,横出悬垂;荣枯稚老,各极其妙”。此外,明朝刘伯温、清朝乾隆皇帝对柯九思的墨竹都有题咏之作。柯九思的画见于后代著录者颇少,但因其名声大,伪作也不少。
王贵忱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世襄一样,每玩一样东西都可以玩出学问的,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王世襄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学开始就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文化物什和形式。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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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虫六忆》中,王世襄又写道:“从叫声,知道罐子的温度,撤掉虾须帘,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浑身都是舒适的。”这真是文情俱至的文字。作者于谱录款识之余,也记下轶闻故事,阅之令人忘倦。展卷流连,若难遽别,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也。翻译家杨宪益写给王世襄说“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在这葫芦器和鸣虫声中透出岁月的从容与优雅,是平常烟火味中折射出的灿烂生命景观,让日升月落的每一天,都显得声情并茂、波澜壮阔。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把能够涵盖古今、举世公认、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式的尺子,可以准确无误地来丈量、明辨、区分、标识和定性古玩的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有人说看胎质的构成和颜色就能准确地区分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果真如此吗?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无论是宋代的香灰胎,还是元代的糙米胎,亦或康熙的糯米胎,新旧、真假、好坏、仿赝已一般无二、如出一辙!有人说看底足足以明新旧、真假、好坏、仿赝,还有人说看釉色、釉质、釉厚,有人说看器型、文饰、做工、手头、重量甚至声音、气味和味道等等等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事实也都充分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途径、任何一种技巧可以作为一种标准、一种依据、一种尺度去准确、精密地辨识、区分、标示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
随后,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出版《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卷首为说葫芦前言,上卷有天然葫芦、勒扎葫芦、范制葫芦、火画葫芦、押花葫芦、针划葫芦、刀刻葫芦七大篇章。下卷分为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秋山捉蝈蝈、育虫与选虫、鸣虫之畜养五大章。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王世襄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并与平民百姓们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此书前言和各类论述之内容,有引自经史百家有关匏瓠之言以及园丁老圃或市井贩夫道及葫芦种种征实之语,尤以自身之经历最为翔实可贵,确乎是搜罗群籍,贯穿百氏,前所未有之葫芦器专书。
因为养蛐蛐,要放置于葫芦内,因此在买蛐蛐的同时,王世襄又迷上了葫芦。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后来他又专门在北京的朝阳区找了一块20亩的“自留地”,用来种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