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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器,又称“匏器”或“蒲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工艺美术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用成熟后的葫芦加工成形态各异的器物;另一类是将模具套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的样子,人称“范制葫芦器”,俗称“模子葫芦”。王世襄认为此乃“自然生成,而造型结体,文字画图,悉随人意,真可谓巧夺天工,实为我国独有之特殊工艺,而西方人士讶为不可思议者”。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将它置入有花纹的模具中,秋日长成后取出,其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若浮雕。
柯九思所处的年代正是元代早期,蒙古入主中原,并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南人被列为最下等,政治权利极低。且元初废科举,“南人”欲要进入仕途,只能从小吏做起,或是有高官举荐,即“擢茂异以待非常之人”,但是这只是声望极高的少数人。如:元初大收藏家王芝,在大德四年(1300)被征入京,杭州文人交相庆贺,谓之“古今难逢之会”。而一般的士人难求出仕。“四方士游京师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五公之门……夫争艺以自进,宜有不择焉者!”可见当时文人以文辞技艺游历京师,攀附权贵以求仕进在元初是一种风气。到柯九思所处的时代,已是忽必烈改元之后,他们这一代文人“出生”“行节”意识已渐淡薄,加之元朝政策的变化,他们大多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柯九思便是其中的一个。
一次他对我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明代晚期,隆庆、万历以后,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徐渭以他纵横驰聘的行草书来抒发胸中的郁愤。继之而起的是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等四人。邢侗广师晋、唐、宋诸名家书法,留有许多临摹古帖作品。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得力于锺繇、王羲之。张瑞图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体势多方侧,给人以古怪奇特之感。米万钟与宋代米芾同宗,专学米字,笔法沉着浑厚,在北方以书法擅名达40年之久。此外,还有创草篆的赵宦光,专工隶书的宋珏等。但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他从17岁开始学颜真卿《多宝塔》,进而师法晋、唐、宋名家。一生取王羲之的姿媚风神、颜真卿的粗拙朴茂、宋人书法的率意自然,形成生拙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