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豫之门》节目每期聚焦一个城市。节目立足于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层层筛选，推出一件最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能成为城市文化名片的艺术品作为当地的民间国宝。《华豫之门》节目已经成为城市打造文化品牌的有效途径。

　　王世襄是怎么玩蛐蛐的？从早秋开始，王世襄就对好蛐蛐一盆一盆地品题与欣赏，观察其动作，体会其秉性。中秋以后，天渐渐冷了，蛐蛐需要“搭晒”，王世襄就在清晨的阳光下，放好桌子，支上帘子，抱膝坐在旁边，侧耳聆听桌上蛐蛐罐内的动静:一个开始叫了，声音慢而涩，寒气尚未离开它的翅膀。另一罐也叫了，响亮一些了。渐渐都叫了，节奏也加快。一会儿又变了韵调，换成了求爱之曲。“从叫声，知道罐子的温度，撤掉虾须帘，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浑身都是舒适的。”王世襄把这些心得感悟写入《秋虫六忆》(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中。

　　我国金属铸市的一大特点就是有铭文书写，可以说，每一种钱币文字的字体各有特征，不同时代的铸币铭文，有不同的书写风格。根据这些特征可检验是否为同时代的钱币。另外，在注重各种钱文特点的同时，还可找出钱文的演变过程和变化的规律。这些规律和特征可以作为鉴定古钱真伪的依据。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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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放在王世襄身上实在贴切得很。他钟爱那些似乎不起眼的物件，他四处收集只有自己青睐的东西。他这样做，完全是出自兴趣，毫无功利目的。“我是不务正业”。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这位三十年代的老燕京大学学生，总是这样自嘲。

　　年轻时，王世襄臂上驾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去上课，甚至提气纵鹰二十里，困乏了便躺倒在草垛子里，完全是放浪不羁的形象。他少年时驯狗、耍鹰、捉兔、逮獾、弄鸽、养虫;成年后则沉潜于书画、金石、家具、雕塑、建筑、乐器、漆器、匏器、铜炉、竹刻、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等，事必躬亲，同时埋首古籍文献，由“玩”而成“学”，器以载道，著作等身，卓然而成一代大家。甚至发扬他性格中精谨而近乎严苛的另一面，展现了作为文物学家的顶级专业性。黄苗子感叹他是“玩物成家”，启功称赞他是“玩物壮志”。王世襄的独特性更在于虽出身于上层社会，却关注市井的乐趣，沉醉于人间的烟火。

　　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徐水、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范匏技艺濒临绝灭。1960年，王世襄有鉴于这一传统技艺的消亡，曾写过一篇《读匏器》的文章向社会呼吁，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1979年，《谈匏器》一文在《故宫博物院刊》发表，立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应。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恢复制作了一批又一批范匏佳作。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濒临灭绝的传统技艺得以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