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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王世襄开始研究范匏，曾在所削制的六瓣木模上模刻月季一枝，左下方加一小印，题为“又筠制”。刻成浮雕花纹以后，送到东郊盆窑烧制成范，当年便得到了两三只葫芦器。1939年以后，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埋首学业。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后来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种植使用，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后来，王世襄看到1983年香港出版的古玩展览图录中就有用自己当年的葫芦范制成的葫芦器，而其所标注年代竟然为18世纪，便拊掌慨叹:“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每个古董它都会有他的年代，那每个年代都会有特定的一些特点，这是鉴定古董的最基本的。就比如前一阵最热议的永乐青花的“热水瓶”事件。该藏友的证据，是青花热水瓶底的文字:“明成祖内阁司礼太监御宝、大明永乐六年戊子秋。”他觉得如果这是真品的话，市场价值应该至少在一百万元以上。但青花热水瓶把现场的专家和观众都逗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年代的特点在那，这个年代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天地万物皆有因缘，花鸟草虫牵连起大千世界，是最贴近天地又带着人间烟火气的生动有情物。因为爱听冬日鸣虫，即蝈蝈、油葫芦等，为博视听欢娱，破寒冬寂寞。而鸣虫多养在葫芦器内，故王世襄对葫芦发生了浓厚兴趣。一旦涉猎，必玩到极致，这是他的个性所致。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居然在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种上了自己的葫芦。后来又专门在北京朝阳区找了一块二十亩的“自留地”，专门用来种葫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把能够涵盖古今、举世公认、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式的尺子，可以准确无误地来丈量、明辨、区分、标识和定性古玩的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有人说看胎质的构成和颜色就能准确地区分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果真如此吗?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无论是宋代的香灰胎，还是元代的糙米胎，亦或康熙的糯米胎，新旧、真假、好坏、仿赝已一般无二、如出一辙!有人说看底足足以明新旧、真假、好坏、仿赝，还有人说看釉色、釉质、釉厚，有人说看器型、文饰、做工、手头、重量甚至声音、气味和味道等等等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事实也都充分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途径、任何一种技巧可以作为一种标准、一种依据、一种尺度去准确、精密地辨识、区分、标示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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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藏友之间互相不太服气，一些藏友买了假东西，大家就骂他，人家感觉很委屈。这样压制、打击、都是不好的。有些人可能买了假东西，自己没有意识到，对于这种人应该帮助、教育、启发让他自己觉悟这个东西是假的。有的人认为自己高明，自封专家，这种人太渺小了，不知道中国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在祖先面前，在这么多艺术品面前，你没有资格自封自己是专家。

　　黄苗子郁风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进东厢房的五个房间。在这里，黄苗子郁风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黄苗子郁风的话来说，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袁荃猷身上，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文人极为难得的沉静、陶醉、投入、执著。

　　陶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是为了谷物的贮藏和饮用水搬运的需求作为容器而产生。此外是作为烹煮食物、冶炼金属的用具。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线中，在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制出了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原始瓷器。西周时期，随着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陶瓷的应用扩大到建筑，板瓦、筒瓦、瓦当、瓦钉，烧制砖瓦成了陶业中的重点业务。战国时期的建筑用陶增加了空心砖，开始有私营作坊出现。秦汉时期出现了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是陶瓷与雕塑艺术的完美结合。

　　收藏界有一种说法，“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王世襄去世后，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收藏家王贵忱，王贵忱说:“我是不能够跟王世襄比的，我也会玩，但是没有他玩得那么深入，能玩出学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