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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历通宝永历五年郑成功初铸永历钱至其收复台湾,这正是郑部在东南沿海各省长达十年的抗清征战岁月。从目前郑氏永历钱的遗留情况来看,闽、浙、苏三省发现的篆文、行书两种永历钱数量较多,但草书体永历钱却十分少见,可见草书永历钱在上述地区并未大量流通,从以上三种永历钱的流通情况及其外型特征来分析,是否可试断篆、行两种永历钱是郑成功于永历五年始铸之钱,而草书永历钱应属郑经嗣台时继铸之品。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郑部反清复明的征战路线验证一二:

　　永历五年,郑成功占据金门、厦门,并攻漳浦、海澄等地。永历八年,郑成功攻崇明兵败,回闽东收复漳州,第二年又收复了舟山。永历十年,郑部兵败于揭阳,之后舟山失守,回师转攻福州。永历十一年,郑成功部入浙攻温州、台州等地,第二年屯兵舟山并收复了象山。永历十三年郑成功攻南京、崇明兵败，之后苏、浙诸城均告失守。同年郑部退守厦门。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部攻入台湾,第二年,郑成功死,其子郑经嗣主台湾。从永历五年至永历十五年整整十年,闽浙苏三省是郑成功部的势力活动范围，因此，郑成功永历钱的使用自然比较广泛,由此便知郑氏篆、行二种永历钱在上述地区多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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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于1666年与1674年先后两次遣使日本续铸永历钱,此时郑部己军心焕散,缺兵少将,军事活动范围己局限在厦门、漳州一带,且屡次遭受清兵重创。远的一次征战是1676年攻福州大败,至此,郑部在军事上己元气大伤,仅靠垒守台湾与清兵对峙,故此时铸永历钱主要是流通于台湾岛内,这与草书体永历钱在大陆稀见的情况相符合,故草书体永历钱就是郑经在台湾时遣使长崎所铸之新版永历钱，当然这里也不排除郑经仍续铸有其父初铸的篆、行两种版别永历钱的可能,但至于郑部在台时是否在当地开炉铸钱一事,现尚无有关史料可考证。

　　日前，由广西钱币学会组织编撰的《永历通宝钱考》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广西钱币学会组织钱币专家、学者，经过十多年发掘、分类整理和研究，结合南明永历王朝的抗清历史，对永历通宝钱的铸造背景、铸造时间地点、版式版别、形制特征以及与明清两个朝代钱币形制的异同等进行总结，将诸方面研究成果编撰而成，系统探索和揭示了南明时期永历通宝钱币的真相，既为钱币收藏爱好者提供集藏研究参考，也为史学研究补遗，把永历通宝钱币的研究成果提高到了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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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中国钱币博物馆原馆长黄锡全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称赞该书“是填补南明王朝钱币的又一力作，是研究永历通宝钱币的代表作，也是广西钱币学会开展区域特色研究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作为一本大型钱币学术专著，该书版式新颖、制作精美，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

　　纸币是由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纵观近几年来的收藏市场，总体成交数据呈现出连年下滑态势，以至于市场上关于“回调”的探讨不绝于耳。然而，在每年的春秋两大拍卖中，却总能冒出一些“任性”成交的“亿元”拍卖数据，给低迷的市场提振信心。事实上，正是这些大收藏家们的“任性”表现，为助推艺术品市场整体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心支撑和资金源泉。

　　要说收藏圈里的“任性”帝，恐怕非刘益谦莫属了。因为他的每一次出手几乎都以天价追逐精品为主，且常常高调，因而广为业界“熟知”。笔者翻阅了其近的几次大手笔拍卖:2014年4月，他以2.81亿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同年11月26日，又以3.48亿港元拍下了被誉为唐卡之王的十五世纪“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2015年11月以1.139亿港元拍下“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弘纹瓶”；而今年在香港苏富比成交的张大千《桃源图》，买家正是刘益谦。

　　这一系列出手，在普通人看来或许只能以“有钱任性”来理解了。但深入分析，对于收藏家而言，艺术品收藏本身也是一种投资手段。其中精品资源是十分稀缺的。这就为投资留下了潜在增值空间。这也正是刺激收藏家参与的源动力。因此，面对转瞬即逝的精品资源和投资机遇，大收藏家往往只能通过“任性”举槌报价争抢。因为他们懂得:这一次得不到，在不确定的未来出现时，价格只能更高。收藏投资者作为艺术品的投资人，同时也是艺术品市场价位的推手和受益者。正是因为他们在两者之间不断转换身份，终促成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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