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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官印:佩戴变匣装

　　隋代由于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于是印的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官吏本人佩戴，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使钤盖在纸、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以求其清楚、醒目。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到了宋、金时代，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九叠文”入印，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自宋代开始，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花押印”，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

　　由于唐、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出现了收藏鉴赏印。诗人陆龟蒙在《戏题袭美书印囊》诗中说:“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封侯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胜过沈约的书。从此以后，印章的用途，开始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靖康之难后，宋朝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而在金建国之初，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金朝末年战事频繁，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