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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进入自贸区时代。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并提供实践模板和发展经验下，第二批自贸区(广东、天津和福建)于2015年4月成立。随后自贸区不断扩围，地理位置由东部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内陆地区，并在2017年形成了沿海与内陆协同发展的自贸区新格局，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自贸区3.0模式。与此同时，负面清单制度也随之跟进，以提升自贸区运行的软实力。负面清单的本质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一种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精神，它最早来源于美国纽约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的条目是政府进行审批管理的范围，也是政府的职责权限，清单之外的内容则适用于备案管理，在自贸区内遵循内外资一致的原则。

　　我国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条目从最初的190项、2014年的139项、2015年的122项缩减到现在的95项，这意味着政府在自贸区内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自贸区建设发展的初衷，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深化外资管理体制和降低外商投资准入的门槛，以便增强市场活力。负面清单则是从制度和法制层面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精神在经济运行实践中得到真正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与负面清单制度可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负面清单条目逐渐减少，标志着政府活动边界缩小，从而也就有效地推动了自贸区的发展。因此，自贸区体系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精炼有效的负面清单作为支撑。

　　2017年新版负面清单中释放改革红利的亮点

　　与2015年版负面清单相比，今年负面清单的出台在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释放了改革红利:

　　第一，整体上限制性措施大幅减少。从减少的10个条目开看，主要集中于轨道交通制造、医药制造、道路运输、保险业务、会计审计和其他商务服务，此外整合减少4条。从减少的27项措施的分布上看，其中制造业10项，采矿业2项，交通运输业2项，信息技术服务业1项，金融业4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项，教育业1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项。限制性措施的大幅减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开放的领域。

　　第二，负面清单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容。2017年版的负面清单内容适用于目前通过审批成立的的11个自贸区，对东中西部均有辐射。相比2015年版来说，它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作用也更加突出。由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这种适用于东中西部的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后续在国家层面试水探索建立统一的开放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