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从最初的清明节气到如今的清明节，经历了从自然到人文、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嬗变，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

　　从节气到节日

　　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唯有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作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也就是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农业是传统中国民生的主业，人们十分看重清明在年度生产周期中的自然时序位置。清明是播种与准备养蚕的季节，谚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它走了与传统节日生成的不同路线。古代节日一般依据节气时令，但脱离节气时间点，另外生成民俗节日，比如立春到春节、夏至到端午节走的就是这一路径。“但清明却没有沿用这一文化习惯，它将古代寒食节俗收归到自己名下，与此同时清明也改变了自身性质。”萧放说，“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四时八节中，清明出现较晚，影响却相当突出，缘何如此，耐人寻味。”

　　清明虽然出现得晚，但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萧放解释，中国向来十分重视祭祀祖先，但上古并无墓祭的礼俗，祭祀都在宗庙里进行。时至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才渐浓。但此时，这种习俗似乎还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家，直到唐朝，祭墓风俗才扩大到整个社会。唐玄宗曾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的相连，在唐朝已将寒食清明并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描写寒食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至此，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的娱乐。

　　萧放进一步说明，到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之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清明也由原来的节气日演变为重要的民俗节日。明清时期，寒食基本消亡，春季大节除春节外唯有清明了。

　　从自然到人文

　　“人为万物之灵长，亲近自然是人的本性。在与自然密切交流中，人们又感知到生命的发生与死亡是一个相依相存、相接相续的自然过程。生命的躯体可以生死，生命的力量却不息永生，由此人们在自然的春天感念着亡故的祖先，以追悼纪念的仪式召唤着生命的力量。”萧放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清明节的认知。

　　农业社会强调人们之间的宗法关系与生死相依，祖先崇拜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主要信仰与精神支柱。在自然春天到来的季节，人们举行隆重的春祭仪式，对祖先亡灵礼敬纪念，“慎终追远”。伴随着庶民社会的成长，清明在唐宋以后，人文意蕴凸显。

　　正如著名人文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节庆委员会主任李汉秋教授所说，纪念先人同时也是希望后人不忘自己、纪念自己，这种意念也就会激励自己，提升生命价值，延伸精神生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因此，人们通过清明节的缅怀，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由此可以说，清明是民众思亲情感的释放日，也是生命伦理的教育日。

　　萧放解释说，人们在清明时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的功德，实际上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育，同时也是与祖先对话的机会。人们在祭祀仪式中，实现了家族历史与精神遗产的正向互动，促成家族子孙在日常生活中对道德操守的坚持与对俗规国法的遵守。

　　另一方面，清明是强固血亲根脉的重要节日。李汉秋认为:历史可以传承人类的生命信息，但国史和方志容量都有限，传统的家谱经过改造是个容量很大的载体，可以满足每家每户的需要，可以记载每个平民百姓的懿行嘉言，使之流芳后代，借以激励生人，教育子孙。因此，“清明节正是进行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人们可以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精神安顿。”

　　萧放则表示，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乡里庐墓。清明处在生气旺盛的时节，也是阴气衰退的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挂青的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

　　而这种根脉意识进而发展为对国家的牵挂，中国子民难忘故土的情缘至今依然。时至今日，祭祖仍为民俗生活中的大事。每年清明时节，不仅环居祖墓的亲人要上坟祭扫，大批旅居海外的华人、港澳台同胞同样纷纷赶回祖籍，祭奠祖灵。而陕西桥山黄帝陵、轩辕庙作为中华民族的祭祀地，每当清明时节，民族亲情都在这里汇集、凝聚，从虔诚拜叩的肢体语言中，我们能读出“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