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官窑产自，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

　　这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廓清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和误区，尤其是针对“官窑”这个备受争议，至今仍难以定论的窑器。比如，有些人很牵强的提出“汝官窑”、“汴京官窑”、“钧官窑”等概念，这些概念抛开了产地，生搬硬套把明清官窑的概念强加到宋代各个窑口上，弄得不伦不类还混淆视听。既然古人已经把官窑单独开列出来，说明它必定和其他四个窑口是有区别的，在瓷器开始被进行管理的宋代，被命名为“官窑”必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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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

　　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北京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

　　既然官窑产自，那么官窑的管理机构是什么。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缺乏记载，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比较明确，“中兴渡江，有绍成章提举后苑，号绍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这句话可以看出，有专门管理后苑的机构，根据负责人的名字取名为某某局，局内设有“修内司”，从名称来看应该是局内负责修缮皇宫或者后苑的专门科室，这个科室的职责之一就是烧造宫廷的青瓷器，这些窑口当时叫做内窑。可以看出，管理宫廷瓷器烧造的机构，仅仅是个内廷部门的小科室，不是朝廷机构，和清代宫廷“造办处”类似，应该由太监进行管理，但又和清代派朝廷官员在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情形不同。

　　世人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说法，主要来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句记载。柴窑为后周时期的瓷器，且实物失传、技术缺失、缺乏窑址印证，故一般不和宋代其他五个窑口并列提及。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句话说明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官窑的设置时间晚于汝窑、龙泉窑等窑口，而且联系到靖康之难北宋覆亡的时间(1126年)，官窑的存在时间比汝窑更短。第二，透露出官窑设置的动机，是因为对其他窑口不满意。对定窑不满意，对龙泉窑不满意在引文中说得很清楚，对汝窑没说，因为汝窑让宫廷满意，还具有榜样作用，有理由相信，即使设置了官窑，汝窑瓷器在宫廷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而是一起被使用，或许是用途上也存在差别。由此可见，宋代宫廷对瓷器的要求，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变苛刻的，尤其是对艺术格外敏感的赵佶登基后，个人的喜好就顺理成章更加贯彻到宫廷用瓷里了。

　　这个“官窑”，是宫廷对瓷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试图运用制度对某类瓷器进行控制，从窑址、工人、材料、资金、质量等方面均进行严格管理，用途仅限于(主要是宫廷或者皇室)的一种新型窑口。简单说，他的实质就是皇权凭借专制权力无偿占有优质瓷器。它的出现是空前的，之前各朝代的没有采取过这种模式，毕竟前朝各代对瓷器没有那么执着和贪婪。而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对瓷器的贪恋不断强化，宋代肇始的“官窑”也变成明清两代君主们的特权产物走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