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官窑产自，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句话说明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官窑的设置时间晚于汝窑、龙泉窑等窑口，而且联系到靖康之难北宋覆亡的时间(1126年)，官窑的存在时间比汝窑更短。第二，透露出官窑设置的动机，是因为对其他窑口不满意。对定窑不满意，对龙泉窑不满意在引文中说得很清楚，对汝窑没说，因为汝窑让宫廷满意，还具有榜样作用，有理由相信，即使设置了官窑，汝窑瓷器在宫廷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而是一起被使用，或许是用途上也存在差别。由此可见，宋代宫廷对瓷器的要求，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变苛刻的，尤其是对艺术格外敏感的赵佶登基后，个人的喜好就顺理成章更加贯彻到宫廷用瓷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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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官窑产自，那么官窑的管理机构是什么。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缺乏记载，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比较明确，“中兴渡江，有绍成章提举后苑，号绍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这句话可以看出，有专门管理后苑的机构，根据负责人的名字取名为某某局，局内设有“修内司”，从名称来看应该是局内负责修缮皇宫或者后苑的专门科室，这个科室的职责之一就是烧造宫廷的青瓷器，这些窑口当时叫做内窑。可以看出，管理宫廷瓷器烧造的机构，仅仅是个内廷部门的小科室，不是朝廷机构，和清代宫廷“造办处”类似，应该由太监进行管理，但又和清代派朝廷官员在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情形不同。
《坦斋笔衡》中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1118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世人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说法，主要来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句记载。柴窑为后周时期的瓷器，且实物失传、技术缺失、缺乏窑址印证，故一般不和宋代其他五个窑口并列提及。
后，也是关键的问题，宋官窑的窑址在哪里。“修内司......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后世根据这段文字来证明南宋内廷至少设有两个窑址，窑址直接用管理科室命名为“修内司窑”，第二个用地址命名为“郊坛下窑”，还说明后者质量和受世人追捧程度大大比不上前者。这两个窑址目前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修内司窑”为凤凰山老虎洞窑址，“郊坛下窑”为乌龟山窑址。南宋官窑窑址找到了，但北宋的在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存在时间何其之短，存世品几乎难以确定，文字记载几乎为零，极小的产量，可以想见这个窑的规模何其之小，碰上战乱，黄河改道，瞬间就被时间的长河中冲刷得了无痕迹。缺乏民间基础的瓷器，再美，也会被历史抛弃。
《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
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北京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