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官窑”，是宫廷对瓷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试图运用制度对某类瓷器进行控制，从窑址、工人、材料、资金、质量等方面均进行严格管理，用途仅限于(主要是宫廷或者皇室)的一种新型窑口。简单说，他的实质就是皇权凭借专制权力无偿占有优质瓷器。它的出现是空前的，之前各朝代的没有采取过这种模式，毕竟前朝各代对瓷器没有那么执着和贪婪。而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对瓷器的贪恋不断强化，宋代肇始的“官窑”也变成明清两代君主们的特权产物走向巅峰。
既然官窑产自，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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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包含的信息量很丰富，逻辑清晰，说明了宋代瓷器的基本面貌，并逐一道出官窑和其他窑口的区别、管理机构、窑口等诸多问题。
既然官窑产自，那么官窑的管理机构是什么。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缺乏记载，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比较明确，“中兴渡江，有绍成章提举后苑，号绍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这句话可以看出，有专门管理后苑的机构，根据负责人的名字取名为某某局，局内设有“修内司”，从名称来看应该是局内负责修缮皇宫或者后苑的专门科室，这个科室的职责之一就是烧造宫廷的青瓷器，这些窑口当时叫做内窑。可以看出，管理宫廷瓷器烧造的机构，仅仅是个内廷部门的小科室，不是朝廷机构，和清代宫廷“造办处”类似，应该由太监进行管理，但又和清代派朝廷官员在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情形不同。
《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
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北京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
这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廓清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和误区，尤其是针对“官窑”这个备受争议，至今仍难以定论的窑器。比如，有些人很牵强的提出“汝官窑”、“汴京官窑”、“钧官窑”等概念，这些概念抛开了产地，生搬硬套把明清官窑的概念强加到宋代各个窑口上，弄得不伦不类还混淆视听。既然古人已经把官窑单独开列出来，说明它必定和其他四个窑口是有区别的，在瓷器开始被进行管理的宋代，被命名为“官窑”必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后，也是关键的问题，宋官窑的窑址在哪里。“修内司......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后世根据这段文字来证明南宋内廷至少设有两个窑址，窑址直接用管理科室命名为“修内司窑”，第二个用地址命名为“郊坛下窑”，还说明后者质量和受世人追捧程度大大比不上前者。这两个窑址目前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修内司窑”为凤凰山老虎洞窑址，“郊坛下窑”为乌龟山窑址。南宋官窑窑址找到了，但北宋的在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存在时间何其之短，存世品几乎难以确定，文字记载几乎为零，极小的产量，可以想见这个窑的规模何其之小，碰上战乱，黄河改道，瞬间就被时间的长河中冲刷得了无痕迹。缺乏民间基础的瓷器，再美，也会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