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或近代四公子）指民国时期四位有名的世家子弟: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溥侗。他们除了在历史上广负盛名之外更有着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更为人熟知，热爱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能书善画，富于收藏。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这些富二代们都是怎么玩艺术的。

　　张学良

　　一 张学良:无心插柳藏因人贵

　　从一场张学良藏品的拍卖说起1994年4月10日的台北新光美术馆二楼，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和美国、日本等地的收藏家、古董商汇聚一堂，台湾苏富比拍卖公司即将在此举行《定远斋中国书画珍藏》拍卖会。他们为此已经翘首等待了二个多月的时间了，不仅因为是苏富比进入亚洲市场后，首次为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举行的专场拍卖会，更因为定远斋的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先生。

　　拍品共有古代和近现代书画作品207件(套)，其中古代书画作品160余件，占总数的十分之六。经过激烈的竞拍，定远斋所藏书画拍品无一流标，拍卖总成交额达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台币。此次专场拍卖会曾经轰动一时，至今犹为收藏家和拍卖业人士所津津乐道。

　　张学良藏品

　　极为鲜明的收藏特色

　　在此次定远斋书画拍卖专场中，有许多明代“吴门画派”和明清书画家、文人学者、收藏家等的书画精品，其中不乏有师生、父子、祖孙等系列的作品。立轴、手卷、册页、成扇和扇面等无所不有，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收藏特色，因为没有特色的收藏就意味着是平庸的收藏。而且伪赝作品占全部拍品的比例极小，也因此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书画收藏的品味和鉴赏功力。

　　张学良早年在京津地区收藏古代书画时，得到他的好友(后任青岛市市长)的胡若愚、结拜兄弟周大文(曾任张作霖密电处处长和北平市市长)两人的指点。两人虽然在当时的收藏界名声不著，但眼光颇为精准，确实非同一般。两人根据张学良业余喜欢明史的特点，帮他逐步确定以明清书画和明清名人墨迹为主的收藏方向。一则当时此类作品相对宋元而言价格较为适中；二则可对研究明史有所帮助，并且易于成为独具特色的系列收藏。

　　与张大千的莫逆之交

　　在定远斋拍卖的近现代书画作品中，有张大千的十八件作品，虽多是友情馈赠，但皆堪称是经典之作。其中一幅纸本设色立轴《湖山轻舟图》(126X61厘米)，图上书画双佳。后经众买家竭力追捧，成交价高达1050万台币。“二张”交往颇早，且有些戏剧性。传说张大千曾以临摹的石涛画作，骗过为张学良书画收藏“掌眼”的鉴定家，从而赚得一大笔银圆，但后来两人竟因此成为了莫逆之交。

　　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一古画铺中，见清代名画家华嵒的一幅山水真迹，心醉不已。但是标价四百大洋，张大千因囊中羞涩，就与店主商量，留此画三日，切勿售于他人。店主答应了他的请求。三日之后，张大千借得购画钱款再到店中，而店主却告知已为张学良以六百大洋购去。张大千遂不作他想，但是郁郁不乐多日。一九六二年八月，张大千回台湾举办个人书画展，展览结束之后，精心绘一幅巴西山水图托人转赠与张学良先生留念。张大千离台在机场候机时，忽接张学良托人送来一画轴。他急忙展开画轴，竟是他在三十年前欲购而未得的华喦山水图，不禁感系万端，呼为知己，遂传为一段艺坛佳话。后来，张大千定居台湾，与张学良先生多有翰墨交往，关系甚密，所以张学良晚年的墨竹颇得张大千的笔墨真传。

　　慧眼识国宝设“定远斋”庋藏书画

　　张学良的古代书画收藏开始于上世纪的20年代初期。他在主事军政之余，曾经常到京津地区书画店和古董铺去“寻古”。1924年秋，他在天津一家旧书店的旧纸堆中偶尔发现一轴古画。因年代久远，画面上一片污垢。但依稀可见所画的是一松一枫，树下有一老者，手提竹篮，笔墨精湛，应是名家之作，但画上未署名款。店主可能并不认识张学良，见他对此画观赏仔细，且有购买意愿，即开出高价。张学良并不与之还价，毅然重金购下。后请天津一位知名的鉴赏家鉴定，发现竟然是南宋名画家李唐的真迹，堪称国宝。

　　自此之后，张学良的书画收藏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位于沈阳大南门帅府内的书画庋藏处名曰“定远斋”。后人曾对“定远斋”作过多种解释，多数认为是表示斋主“志向高远”之意。我对此也有一解，似有安定、平定和稳定边远、边境之意。张学良有一收藏闲章曰“父子节度”，可以与“定远斋”寓意两相印证。1918年9月张作霖曾被当时的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三省巡阅使，总领军政事务，其职权性质与唐代节度使相近。

　　张学良夫人

　　藏品之劫随主人一起颠簸流离

　　当时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沈阳大帅府之后，有些日军将领欲私吞定远斋的书画收藏。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却命人将在大帅府所抢掠的钱物与书画，造册装车运往北平，送交张学良本人。此用意异常阴险，若张学良收下，则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将十分不堪--重财轻义。张学良及幕僚识破日军诡计，命他们将财物与书画仍然运回沈阳大帅府。据传火车返回时途径山海关，曾遭车站上的日伪守军洗劫。但定远斋书画藏品绝大多数后被追回，收藏于伪“奉天博物馆”中，但仍有小部分书画不知去向。

　　后来，伪“满洲国国务院逆产处理委员会”等编有一份张学良收藏的《书画目录》。共有书画藏品二百四十一种，六百三十三件，其中煊赫名迹有:王献之《舍内帖》、李昭道《海市图》、董源《山水卷》、郭熙《寒林图》、宋徽宗《敕书》、米元晖《云山图卷》等，另外还有赵孟頫、吴镇、王蒙、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四王吴恽”、石涛、八大山人等人，以及慈禧、光绪的书画和日本近代名画家的作品。此批后来收藏于奉天博物馆中的书画藏品，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前，被日伪人员抢劫一空，许多藏品后来均流往日本。有人当时曾经鉴阅过流散在东北民间的一小部分藏品，其中不乏赝品伪作。至于收藏于奉天博物馆期间，是否有人从中“以伪换真”，已成为一桩永远难解的历史谜案了。所以除收藏于日本几家博物馆中的部分定远斋旧藏书画之外，私人收藏家们出于法律和藏品来源等方面的顾虑，大都深藏不露，秘不示人。直到事隔了近五十年后的1990年，一批张学良旧藏书画出现在香港某家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他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也曾设想用重金购回这些书画，虽经多方努力却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随蒋介石飞回南京，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他曾将庋藏在西安行署中的书画委托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1875-1946)暂为保管。后来赵一荻等人亲自将此批收藏护运至浙江省奉化溪口，暂存于雪窦山山顶的中国旅行社一库房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书画藏品又随他先后辗转于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最后转运到了台湾。它们与主人一起历经战火硝烟，饱受颠簸流离，它们也与《明史》、《圣经》和兰花一样，成为了张学良先生漫长的囚禁生涯中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之一。

　　二 张伯驹:人格豪迈还珠于民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书画鉴藏家，在诗词、戏曲、书画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与潘素女士一道，倾毕生心血与财产，收藏了大量国宝书画，并于1956年将8件古代法书珍品无私捐献国家。

　　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紫禁城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建院88年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得以不断充实，与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他们或无私捐赠文物，或提供信息和渠道，居中联络，玉成其事，这其中就包括了张伯驹及夫人潘素。

　　《平复帖》卷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其考订，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需大笔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1947年4月19日，张伯驹又作为专门委员，与徐悲鸿、邓以蛰、启功等人出席了故宫博物院在绛雪轩举行的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四次谈话会，讨论书画收购事宜。

　　《王蜀宫妓图》轴

　　张伯驹颇为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如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又如，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以上两件文物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继续关注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而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了7项内容详实的建议，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藏品保管、陈列、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他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其范围和性质应当是古与中；应尽速整理院藏戏曲资料，并成立专室供人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应设立铭刻墨迹馆；南京博物院之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应归还故宫，以保持此批文物的完整性；应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同时，他强调故宫博物院必须保持它的完整体系，不得内设其他无关机构；院内部队及眷属，应早为迁出。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发展大局着眼，其指导思想与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有些建议是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工作。从中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张伯驹对故宫博物院的持续关注和殷切希望。

　　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院一直感念于心。自199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及相关机构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念活动，以深切缅怀其高尚的品格，纪念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