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带穿白玉斧平直规整，玉质光滑细腻，做工精良，保存完好。对研究齐家文化玉斧的种类、制作工艺和用途，以及庄浪地区史前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和文物观赏价值。

　　从齐家文化玉器的工艺制作技术的诸多方面，我们看到了较其原始文化玉器来，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和自身的发展轨迹。虽然在齐家玉上的兽面纹似可看到良渚玉的痕迹，但却较良渚玉的兽面纹粗犷；某些齐家玉的器型上，可以看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子，但却比红山文化体形更大，器型更丰富；还可以看到齐家玉受龙山文化玉器的影响，如齐家玉中的一部分铲、锛、璧、璋、钺，甚至与龙山文化玉器形神俱似，但它们却比龙山文化玉形体大、妻类多、器型富于变化。而总的来说，创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较东北红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玉器碗，而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玉器大抵同时，受到它们的影响，吸收了它们的一些元素，是完全可能符合实际的。也正是如此，齐家玉才更丰富，更大气。仅从比较完善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中，已呈现出了“三代”玉礼器规制的皱形。而齐家玉中的大型璧、璋、刀、特别是大型琮、兽首琮和琮形器以及纵目人面琮、骨节纹琮、弦纹琮等都是齐家文化玉特有的东西，而将“纵目人面琮”上的早期形制也未不可。究其根源，马家窑文化蛙纹彩陶罐，蛙的嘴就是用罐口来替代的，或许纵目人面琮和各种兽首琮、兽首琮形器的造型，可从马家窑文化找到根源。所以，我们说如同齐家文化一样，齐家玉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轨迹，因此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不解的是，齐家文化似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前后突然消失了。原因何在？各路学者众说纷纭。水涛先生的意见是:“到齐家文化中晚期阶段，出现了青铜制品，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大约距今4000年开始，由于中国西部气候环境条件逐步恶化，新冰期气候的长期作用，使这一地区在气候适宜期中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农业经济的解体迫使定居在河谷地区的大量人口开始分散迁徙到更广阔的空间范围之中，从事简单的畜牧生产活动。这种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使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主流文化消失后，在甘青地区形成了小而分散的文化分布格局。”按此观点，作为主流文化消失后，它的一些东西在另一些地方“形成了小而散的文化分布格局”，得以继续和发展。

　　或许，事实正是如此。齐家玉文化的确得到了延续。它的造型（如玉璋等）、纹饰（如齿状扉牙、兽面纹等）在商代还不断地延续着。中原多战乱，但偏僻的西北却相对安定，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使齐家文化在一些小而分散的格局下分别形成以后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等。同时不排除一些齐家人到更远的地方找寻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到广汉三星堆文化玉器看，似乎它更多地吸收了齐家玉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齐家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可能是齐家人的一支在距今四千年到三千八百年前后，从甘青沿岷江河谷而下，来到了成都平原，并得以生存和发展，同原当地居民一道，创造出更高、更新的文化。当然所有这些都有待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的进一步深入，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清宫旧藏古玉有多少，都有些什么来源，何时开始大等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和《黄河流域史前玉器特展图录》等书著录清宫旧藏的史前玉器，据它们用料、形制、工业和受沁等方面分析，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齐家文化玉器，绝无疑问。秦孝仪先生在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作序中说:“本院旧藏及新收玉器，经详确考证其属于新石器时代之尤精者，得百四十有四件，以功能分，则礼器、、工具、饰物，不一而，至于有少数未详其致用者，则尚待来日探讨。

　　”这说明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新石器时代中，有“旧藏”和“新收”两部分，总数在144件以上。所谓“旧藏”，主要部分均为早年，经过古董商买卖，私人典藏、转让，陆续收入宫的。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旧藏古玉，因长期埋于地下而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浸痕迹。它们在经过人们长期的摩挲、盘玩之后，逐渐呈现出圆熟红润的色泽，令人珍爱。由于古玉多素面无纹，或器型较大，因而一部分古玉在流传过程中，有时又被改制成其他玩物，或加刻纹饰。而清宫中的部分古玉更是受到“信而好古”、汉文化修养很高的高宗乾隆皇帝的赏识，每多于器表加刻御制诗、款与玺文，甚至为其配置木座、内胆、锦袱、囊匣，成为帝王闲暇时把玩、爱抚的宝物。《图录》的作者认为，这144件古玉，年代早的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其余的约当据今千年左右。至于它们的文化类型，《图录》作者认为:“本院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多呈现华东风格，诸如红山、大纹口、山东龙山、马家浜、崧泽、良诸、卑南等文化。”并认为这种认识“可支持过去学者们的共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雕玉传统，以华东地区较为悠久，制作的数量较多，器类较丰，雕纹繁富，赋予形而上意义可能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