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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人与酒之间的联系，从古乃今便是紧密相连，随着漫长岁月的沉淀，已然成为了一种独属于中华传统的特殊文化现象。“酒”作为一种载体，贯穿了历代文人的性格特征。魏晋名士阮籍、刘伶以酒标榜自娱，以酒为名，沉耽壶殇，成为魏晋名士时代的显著符号；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嗜酒且利赏，欣然而许”，每欲挥毫作画，则必须酣饮尽情，乃一日而就嘉峪关三百胜景；王洽豪饮作画，脚蹴手抹，不拘形状，为山为水；宋代大文化苏轼酌酒自宽，叹行路苦难。几杯酒入腹，无论何等自恃清高之人都会题诗石壁，酌酒长松间，这是何等的悠然闲适，洗尽渣滓了却尘念。可以说，酒在古代文人身上成了一个标签，且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常说醉里易生狂，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虚指、是夸张的说法，遍数古人，唯有一人是真狂。此人便是明代明代中期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徐渭，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也是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他的一生命运坎坷、仕途不利，科举八次未中，弑妻、锒铛入狱，穷困潦倒，后人曾以“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次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十（实）堪嗟叹！”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也足以从中窥探出徐渭生平之坎坷、命运之多舛。

　　命运的铁蹄接二连三地践踏在他身上，他便只能借助于酒将伦理道德、封建传统的枷锁抛却脑后，试图挣脱其封建束缚，自谓“辄疏纵不为儒缚”，未果，于是酒便成为了他苦闷生活及暗讽不公的最佳排遣渠道。譬如对现实社会极度失望与厌恶，哀叹“取酒聊自慰，兼以驱愁悲”，只愿沉溺酒酿，不愿清醒示人；苦吟“一嚼一嚏醉辄醒，醒来却苦多烦恼，醒固不恶醉亦好”，；月聚首，应是故人重逢，开怀畅饮之际，却发出沉闷低语；“天上桂轮长苦满，人间酒盏莫嫌多”。通过沉醉酒香，脱离烦琐纷杂的社会。

　　细究其根本原因，实则是因为他所处在的时代大洪流及个人环境所致，明中后期政坛腐败，政治上的高压和精神上的高度桎梏，徐渭本就不拘于封建礼法，狂放不羁之人自是无栖身立足之地。且自幼兄父早逝，备受歧视，从小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心理健康自是不完善健全的。经历八次科举不中，家庭不幸接连不断，“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生活状态自是捉襟见肘。此外，一方面目睹缠身政治漩涡无法抽身，一方面又深感仕途官场人心叵测难以洞察矛盾之感，其所依傍的严嵩父子、胡宗宪也先后处死，顿觉终日惶恐不安，装疯卖傻，几欲一死了却此生，甚至自撰《墓志铭》，当时的徐渭心理已从压抑苦闷之状态达到癫狂甚至人格扭曲不能自已的精神失常状态。

　　在此背景下，酒作为暂时性忘却尘世烦恼、消弭封建礼教的最好排遣的渠道，“醉里放言何造次，醒中为客太支离”产生片刻安静稳定的心理状态，“坐到天明复沽饮”，求得心灵宽慰，身心舒爽